就不二话,开放“归化”,是捷径还是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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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二话,开放“归化”,是捷径还是歧途?

  再过几个小时,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抽签就将进行,国足又将再次迈出冲击世界杯的脚步。烽烟将起之时,强敌环伺之下,这一届国足的命运让球迷有了不同以往的期待,这其中除了名帅里皮的回归之外,归化球员的“异军突起”也是最大的变数所在。

  本赛季的中超话题不少,但最大的热词无疑就是“归化”球员。这也是积重难返,常年颓败的国足不得不面临一个话题——当国足在几十年低水平的循环中踌躇不前,甚至不断下滑,一代不如一代时,如何给几近万念俱灰的球迷们一个交代,或者说一个希望,这的确是中国足球决策者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归化,这的确是一条可以立竿见影的捷径,但也可能成为一条舍本逐末的歧途。

  归化球员在世界足坛乃至世界体坛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的近邻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使用归化的巴西球员拉莫斯,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在归化运动员方面力度越来越大,不仅仅是足球,在篮球、乒乓球、网球等项目上也收编了不少归化球员,颇有建树。其实不止日本,亚洲的其它国家如巴林、卡塔尔等国在田径、足球等领域依靠归化运动员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直坚持归化战略的卡塔尔一举成为了亚洲杯上的新贵,而巴林依靠归化运动员已经超越韩国,成为与中日鼎足而立的田径强国,甚至在世锦赛、奥运会上摘金夺银。

  不过,对于中国体育而言,归化一度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地”,或者说,之前的中国体育一直只是归化球员的输出方,比如大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乒乓球选手。直到2008年奥运会,出生在英国,但具有华人血统的马术选手华天代表中国参赛,成为中国体育第一位归化的运动员——在马术这个相对冷僻的项目上,以一位具有中国血统的运动员打开突破口,这其实恰恰表明了中国体育在面对归化这一问题时的谨慎,也许在大多数国人的观念认知中,对于归化球员的认同感依然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

  就不二话,开放“归化”,是捷径还是歧途?

  然而时至今日,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归化球员俨然已经是箭在弦上之势头。而事实上,国安的侯永永和李可、恒大的布朗宁都已成功入籍,李可甚至已经披上了国足战袍,而在他们身后,埃尔克森、高拉特、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等一众悍将也已经走在归化的路上,一套足以让亚洲诸强不寒而栗的国足“归化”阵容已经呼之欲出。而在认同感这个问题上,归化球员其实也出现了分化,前三位都是具有华人血统的球员,而后者诸将则全是彻彻底底的洋面孔。接受有“血缘”归化,反对无“血缘”归化也成为一种观点,这也是所谓认同感差异。

  血缘的存在与否的确是一个影响相互认同的关键因素,而当把体育视为国家之间一种竞技对抗,乃至上升至国家荣誉的高度时,血缘的亲疏也理所应当成为了一种判别依据。虽然如今的世界体坛,融合已经成为了一大潮流,不同种族球员为同一国家的荣誉而战的现象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眼看着一群洋人为我们而战,总是会让某些人心里难以接受,正如十九年前,中国足坛一次胎死腹中的归化动议。

  当时效力于山西国力的巴西球员马科斯在甲A赛场上威风八面,无人可挡,让中国球迷倾心不已,随后出现了归化马科斯,让其代表国足出战的传言。而在当时的一片反对声中,时任国足队长范志毅的公开表态让人记忆犹新:外籍球员加入中国,中国人都死光了吗?需要外国人来帮我们冲进世界杯?

  的确,让一个洋人面孔代表国足出战,这的确是一件让所有足球从业者脸面无光,也让很多球迷五味杂陈的事情,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了那句一直流传在国足吐槽史上的名句: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就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吗?然而,让人无奈的事实却是,正是由于中国足球青训体系的常年荒废,乃至人才断档,几无人可用,而让竖子成名,这已经成为了国足不争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放归化球员的限制,也许必须要面临一个认同感的问题,但其实也是中国足球几十年青训难以被认同的问题。

  其实,开放归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国足的竞争力,因为制定相应政策的出发点都应该和此有关。如果和国家队无关,“归化”就更没有意义。借用一位网友的话:如果归化不是为了为国效力,那就是耍流氓。所以,如果以归化为名,将归化球员视为逃避外援限制政策的一个漏洞,进而借机变相扩军,这不仅会严重压缩国内球员的生存空间,甚至将直接戕害到本就已经青黄不接的青训体系,这样的归化无疑将是一条只能满足个体俱乐部利益的歧途。

  就不二话,开放“归化”,是捷径还是歧途?

  回到“归化”本身,有血缘关系的非中国国籍球员入籍,这是决策者需要明确立场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球员,实施“归化”,这背后的文化道理、逻辑关系也需要决策者给出一个可接受的说法。至于两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的差异化对待,绝不应该以所谓的亲疏为出发点,而是要以实现对归化球员进行有序管理为落脚点,杜绝出现更多“打擦边球”式的投机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归化”一词之前一直谬传为日本外来语,但其实,归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匈奴传下》中,其曰:“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可见归化之意,绝非单纯的身体和技能归属,更重要的则是在内心的臣服,接受教化——制定归化球员政策的时机和力度可以讨论和商榷,但我们需要的绝不应该只是一群只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军。

  而对于那些依然还在纠结于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感的人而言,所谓“外族”效力其实并不是不可僭越的禁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受“外人”一直就是我们的传统。盛唐时代,唐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期间有三千外国人在朝中为官,拜相封侯的外族人不在少数,而像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这些一代名将也都是归化的外族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唐盛世的肱股之臣。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外族将领中,出身突厥王族的阿史那·社尔被唐太宗降服归化,随后入大唐为官,为唐朝平定边患屡立战功。而在唐太宗驾崩之后,阿史那·社尔一度请求以身殉葬,其心可鉴。

  如果,多年之后,这些已经归化和正在归化的球员即使已经解甲归田,但依然还在为中国足球勠力同心,成为中国足球血脉中的一部分,那也才是其心可昭。